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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和鲁迅的心灵是“相 通”的吗？
oxho 发表于 2007-05-14 15:12:53
毛泽东和鲁迅的心灵是“相 通”的吗？（在xx学院的讲演稿）
作者： 刘凌
【内容提要】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、大众化、暴力革命等方面，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；而在坚持个人独立、对权力保持警惕、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，二人又相当隔膜，乃至水火难忍。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。毛利用鲁迅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，也实在难解难分。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，也可谓是个“硬骨头”，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。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，又使他不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。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独立思考。这也正是“舆论一律”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。而自由主义却主张：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，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。这是吾邦尊崇而又利用“圣人”文化传统的现代果实，它也折映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,民主与自由，个体、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。
毛泽东和鲁迅，是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子。不管对他们的评价、感情有何分歧乃至对立，要想继续前进，就绕不开这两个伟人。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、思想文化史，就更是如此。而这两个伟人的微妙关系，又是这种研究的绝佳切入点。
本次讲座，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。我的基本方法是：对前人同情之理解与个人独立判断相结合；文本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；尤其注意破除文字遮蔽，用细读法发掘文本潜台词；借用“民主”与“自由”两个概念，作为基本分析工具。任务无比艰巨，也许我无力到达终点，但如泰戈尔所形容的——“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，但我已飞过”。
毛泽东在1966年在致江青的信中曾说：他“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”。冯雪峰也说过：“毛主席最理解鲁迅。”而鲁迅却没说过相应的话，也决不会说。他认为人心极难相通。他只承认，瞿秋白是其“知己”。对毛泽东，只在《答托洛茨基派的信》中表示，拥护“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”，对他们“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荣的”。显然只是针对中共群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言，而并非专论与毛的个人关系。
那么，毛泽东是否与鲁迅心灵“相通”呢？他真的“最理解鲁迅”吗？
两人在哪些方面产生共鸣呢？
鲁迅曾对冯雪峰讲，毛泽东诗词有“山大王”（绿林好汉）气概。毛确是从农村、从山林走出来的革命领袖；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。毛则赞鲁之散文“神气”也即有气派。鲁迅曾对人讲：浙东和湖南民众都有“山岳气”。他还曾要萧军、萧红保留“野气”。瞿秋白称，鲁迅象罗马神话的莱谟斯，“吃母狼的奶长大”并最终“回到故乡的荒野”。他们都有些“野气”，这是先天气质的共鸣。
在与江青信中，毛表示很欣赏鲁迅的“坦率”和“严于解剖自己”。在与周扬的一次谈话中，也赞扬鲁迅独立思考、坚持己见。这是个性方面的共鸣。
鲁迅对崇洋媚外的洋奴嘴脸，极尽嘲讽与鞭挞；毛泽东则力倡中国作风、中国气派。这是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方面的共鸣。
毛倡导从实际出发、调查研究；鲁一生不尚空谈，晚年不出国、坚守岗位、做实际工作。毛称赞他是“实际的鲁迅”。这是工作作风方面的共鸣。
毛泽东曾一度受王明、博古极左路线压制，并坚持不懈地斗争；鲁迅也曾深受其害，并起而反抗。这也许是毛泽东对鲁迅产生好感的重要基础。危难之际的精神声援，将终生难忘。这是政治方面的共鸣。
鲁迅推崇改革中的“火与剑”，说“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 ”。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，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、“党指挥枪”。这是在革命手段方面的共鸣。
两人均强调文艺的阶级性、战斗性。这是文艺观的共鸣。
甚至在个人爱好方面，也有共同点。如都喜欢雪，憎恶苍蝇,等等。
以此而论，两人确有心灵相通的一面，故而能相互产生好感。这也是鲁迅拥护中共的思想基础之一。这种相通，大约根于两人的农村家庭背景，改革社会的共同意愿，以及对斗争道路的相近选择。
但在我看来，由于两人在个性、经历和教养方面的差异，毕竟还有相互隔膜的一面。鉴于鲁迅没说过“心灵相通”的话，对毛也极少议论，因而这里只说毛对鲁的隔膜。
但前提是明确鲁迅的基本个性和人生追求。
这就需引入 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概念。
“民主”的要义是多数裁决，大众利益。鲁迅决心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；认为“真的知识阶级”必“与平民接近”、“替平民抱不平”；相信“惟有无产者才有将来”；倡导“属于大众”的文学艺术；称“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”。前述“旷野”意识，也即大众意识。他是心系大众的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（《野草》）。他一生为捍卫大众利益而奋斗。这证明他不是精神贵族，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，具有民主倾向。这自然与毛泽东有相通之处。
“自由”的灵魂是个人独立自主，尤其是警惕并反抗一切强权和专制。在自主义者看来，自由是终极目的，民主是自由的手段。我们这里每每视其为洪水猛兽，却忘了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恰是“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”。有人仿裴多斐诗：民主诚可贵，平等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而这，正是鲁迅一生坚守的人格底线；更准确讲，是他的最高价值取向，他视“至独立者”为“至强之人”。他多次表明：“我大概是以自已为主的”，只说“我所要说的话”；认为“文人不应该随和”，应该“不受别人命令”。他是说过“听将令”的话，但那是他“自己所愿意尊奉的”，而不是“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”。因此，他对多数“民主”有本能的警惕。认为如变成“众数(人民)”崇拜，就会“托言众治，压制尤烈于暴君”，走向“众数”名义的党派和个人专制，也即毛引为自豪的“人民民主独裁”，实则是人民领袖“独裁”。鲁迅深爱大众，却也对之保持警惕。认为愚昧的群众，常常站在觉醒者的对立面；其“罚恶之心”每不下于“军阀”。“文革”也为此提供了注脚。因此，他反对“迎合”、“媚悦”大众，也决不做“大众的新帮闲”。他支持革命党人反抗现实奴役，却也反抗革命者如“四条汉子”之流的新奴役。以此而论，他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。而就坚持独立、反抗奴役和专制的坚决、彻底而言，他比胡适更象自由主义者。胡适也说过，鲁“是个白由主义者，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”。
但是，由于经历和知识的局限，他对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，诸如私有制、精英政治、宪政法治、渐进改良等均不甚了了（他自认“都不了然” ）。他主张大众“革命”，一揽子暴力解决。他不明白，没有这些制度保证，对专制的个人反抗必然无效，乃至引向悲剧；即或建立新朝，也易滑向新专制。在这方面，他又不如胡适，又不象个自由主义者。鲁迅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（拜伦、雪莱）奋民强国思想，从而与中共目标相呼应。但其张扬个性，又带有尼采哲学、俄国无政府主义的“绝对自由”倾向，他称之为“无治的个人主义”(胡风的“主观战斗精神”与此相似)。这就不能不与大众“民主”产生内在的紧张。他曾在致许广平信中，坦露自己“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”。在这里，“人道主义”相近于“民主主义”，“个人主义”相近于“自由主义”。正是这一矛盾，成为鲁迅一生心灵痛苦的根源。
总之，如以西方政治学标准，鲁迅既非民主主义者，也非自由主义者。而若以中国化的标准，他既是民主主义者，又是自由主义者。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位心系大众而又坚持个人独立，并为此而承受自我煎熬和心灵痛苦的真正的“知识阶级（分子）”。毛泽东只看到他为大众的一面，而不理解后一面，怎好说“心相通”、“最理解”呢？
那么，毛泽东是以什么眼光看鲁迅的呢？众所周知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对鲁迅给予最全面、权威的高度评价。用了那么多的“最”和“伟大”，称其为“文学家”、“思想家”、“革命家”、“硬骨头”、“旗手”、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，等等，等等。可是人们却往往疏忽了，这一切都严格限制在“殖民地半殖民地”和“新民主主义”时空范围。老人家从未肯定超出这个范围的任何东西。即使如此，还进而指明，“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”这支“政治生力军”，又是“新民主主义文化”的基本依托。“毛”还是附在“皮”上。这，才是对鲁迅的基本定位。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还不顾原义，活解“孺子”、“千夫”等语，号召 “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‘牛’”。而鲁迅，一生坚持人格和思想独立，从未接受过为某一社会集团作“牛”的原则。老人家还明确反对，在根据地采用“冷嘲热讽”的“鲁迅笔法”。王实味、丁玲、萧军等鲁迅的追随者们，不正是因“鲁迅笔法”而获罪的吗？至于在新中国“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”，老人家说过“大概是文联主席”、“每个省都要培养个把鲁迅”（蓝棣之《症候式分析》）一类话。不知能否看作新的定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社会主义文化的“方向”、“主将”、“旗手”一类桂冠，肯定不会戴在鲁迅头上了。据蓝棣之文说，中央档案馆有篇文献证明，胡风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“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思想”，传到老人家耳中，就使他很不高兴。后来狠打胡风，是否与此有关，尚不得而知。不过由此我们确实可以推知，老人家对鲁迅在新时代的确切定位，以及鲁迅在他心中的真实地位。
总之，毛泽东不是从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角度，而是从一个实际革命家的角度，从对革命作用的角度来看鲁迅的。一系列事实证明，毛常对鲁常作革命功利主义的工具化的利用,而不是“最理解”。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陕北公学讲演中，就要求人们看鲁迅“在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”，认为鲁“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”，所以高抬他。后来干脆给鲁迅冠以“伟大革命家”头衔。而鲁迅明明说过他“天生的不是革命家” ，即其本性和气质不适合作“革命家”。毛泽东一方面称鲁为“革命家”，同时又要部下注意“团结好鲁迅”，也即视为统战对象。哪种看法是真实的呢？总而言之，是利用罢了，当然是“革命性”的利用。解放前，曾有人建议让鲁迅入党、到苏区任教育委员，毛和冯雪峰均反对，理由是“鲁迅在外面作用大”。但时过境迁，解放后，毛却说：如鲁迅还活着，“大概是文联主席”。这时，却是鲁迅“在里面作用大”，不允许“在外面”了。总之，是以毛所判定的革命功利为取舍。但鲁迅并非组织中人，是自由职业者，毛先生想过鲁迅的自主选择没有呢？毛作为一位政治家，从政治角度看鲁迅，可以理解，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，对之不能苛责。但说鲁迅就是个“革命家”,并以此评价他的全人，还要求所有人都应这样看，则未免太武断、霸道了。而从“革命家”本来意义看，鲁迅根本不是。鲁迅视瞿秋白为“人生知己”。瞿对鲁所作革命“友人”、“同路人”定位是准确的。正因鲁有此身份，才能对“革命”保持清醒、超脱与批判。
古人云“得天下者必先得土”，唐太宗要士人“都入我彀中”。毛也深谙此道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共产党肩负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，而且如毛所说，“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”，因此号召全党要“善于吸收知识分子”。毛泽东深知鲁之威望，明白拉到鲁迅就能争取到一大批文化人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因此，毛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鲁迅，送给他一顶顶无以复加的桂冠，什么“马克思主义化的”、“无产阶级的圣人”、“新中国的圣人”（他自称为“圣人的学生” ）、“很优秀很老练的先锋分子”、“文化革命的主将”、“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”、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、“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”、“共产主义者的鲁迅”、“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”、“鲁总司令”……鲁迅当年在《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中，曾说孔子死后一直被当作“敲门砖”利用，成了“摩登圣人”。在毛这里，鲁也“摩登”起来，成了一块借助锺馗打鬼的“革命砖头”。鲁在世根本没能看到“新中国”，毛讲话时也尚未出现“新中国”，可毛却提前任命“鲁总司令”为“新中国的圣人”了。这难道就是“最理解”吗？
已如前述，毛、鲁都强调文艺的阶级性、战斗性。但人们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他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分歧。请听鲁迅的主张：“惟政治是安于现状，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。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，最不喜欢人家要想，要开口。”他还说“真的知识阶级”，他们“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，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，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”，并且“不顾利害”、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”。总之，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命，就是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。以此而论，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冒牌货。而政治家因“安于现状”，必然喜欢听赞歌。这就必然与文艺家相冲突。关于革命文学，鲁迅谈到：在革命中决无功夫做革命文学；等有了文学，革命早已成功；这时再颂扬革命，实际上是歌颂叔力者；政治家又拣起过去反对过的统治手段，文学家不满意，开口说话，政治家便排轧或杀戮，并不因其曾拥护革命而改变。这不真是先知的预言吗？
至于毛泽东的主张，就无须我多说了，一看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便知端的。他认为，文艺从属于“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”，是革命机器的“齿轮和螺丝钉”（发明权在斯大林 ），要“服从党的革命任务” ；对人民军队、人民政党“当然应该赞扬”，认为说“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”是“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”。这不整个儿是在批鲁迅吗？还说什么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？忠于鲁迅的一些文学青年，如胡风、萧军、丁玲等，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后，在维护革命政治前提下对政治稍加批评，却纷纷交了“华盖运”，想“躲进小楼”而不能；而那些打击鲁迅的左棍们，却个个飞黄腾达，成为整风积极分子。这就是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吗？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“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”，但是否也创造了新的极左和新的思想禁锢？是否为此后迫害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了极为恶劣的先例？要不要重新评价它？延安整风的最重要成果，乃是“红太阳”的升起，和“大救星”的出现，开“个人崇拜”之先河。突出标志，是1943年政治局正式赋予他对重大问题的“最后决定权” 。延安整风伤害、残害了那么多忠于革命的优秀分子，毛先生在七大上却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整风审干好象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，有点不公平”。好一个“好像”，好一个“一点”加“一点” ！真道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啊！整风总结时，毛曾向受害人敬礼，而且迟迟不把手放下来。到六十年代，就由周恩来、陈毅脱帽代劳了。难道敬个礼就能打发了吗？要不要追究责任？气粗时就打击，气弱时就敬礼，周而复始，这算什么话！
最为人们称道的，是毛泽东赞鲁迅是“硬骨头”。这真的是极高的评价吗？让我们共同学习 “最高指示”：《论鲁迅》充分肯定了鲁迅“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”；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称，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”肯定什么时候、对什么人“硬”还不清楚吗？如果在解放区，还能“硬”吗？这里没有说，但后来实际上说了。两年后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说得明白：国统区来的人，“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”，“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向题”，“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‘牛’”。顺便指出，将鲁诗之“孺子”说成是“人民”，也实在是一种曲解。偷梁换柱、为我所用，向来就是政治家的手段。“做无产阶级的牛”，其潜台词不就是可以有点“奴颜和媚骨”吗？康生之类不就是个好榜样吗？总之，决不允许在这里充“硬骨头”。延安整风就有个“反面教材”。王实味因批评家长制、压制群众而遭错误审查，但他拒不认罪，对审查官员讲，我有“充分自信”，“骨头从未软过，而且不比任何人软”。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迫害。看谁“硬”过谁！最后不经审判，在山沟里秘密崩杀了。这就是“硬骨头”的结果。鲁迅的“硬”能在王实味之下吗？他如来延安，后果会如何？还能否有那些眩目的头衔？也都是个问号。
与此相联系的，是言论自由问题。这是最基本的自由人权，马克思称之为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。古人云：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。思想争第一，必然导至动武、镇压。正所谓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”。而鲁迅却一向认为，言论自由是思想者的权利。他对文学青年的首要要求，就是“努力争取言论自由”。他多次向“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，讲几句话也为难”的思想专制提出抗议，一生与思想禁锢作斗争。这是他永不放弃的权利。而毛泽东，则功利主义地看待言论自由，对之作诸多限制。毛曾在整风小结中讲：“只要不把党斗翻，言论一概自由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”。原来言论自由是做给敌人看的。言论能把党“斗翻”吗？不愿让人触到痛处罢了。王实味等人，何曾想“斗翻”党？不就都是一片忠心、因言获罪，而成为“思想犯”的吗？早在把王定为“反革命”之前，就已定其为“思想上的敌人”了。利用政权之力和运动方式，强制统一思想，乃延安整风一大创造；这种“思想立法”的“国粹”，除欧州宗教裁判所和斯大林时代外，也可谓世界少有。而在后来的七大政治报告中，毛公却号召“讲真话”、“不偷，不装，不吹”。这不是英雄欺人、亵渎冤魂吗？鲁迅如地下有知，又会作何感想？
毛虽推崇鲁迅杂文，却又对鲁迅杂文的批判、嘲讽特色施加限制。他在《讲话》中宣布：“杂文时代”、“鲁迅笔法”已经过时。若有嘲讽，也只能专对“反动派”；决不许嘲笑“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”。在这里要求表现“新的人物，新的世界”，也即热情歌颂工农兵和革命党，并特别强调“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未必不伟大”。毛甚至把这作为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一个标准，断定不歌颂者是“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”、“革命队伍里的蠹虫”。王实味、肃军、丁玲等人，尽管也歌颂，却因“嘲讽”根据地缺点而成了“蠹虫”，以至万劫不复。这些看法和做法，能与鲁迅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“相通”吗？“对社会永不会满意”的鲁迅，如果来到延安，下场能比丁玲们更好吗？他的“第一等圣人”还能当下去吗？
从毛对某些鲁迅作品的态度和评论，也可见他对鲁的隔膜。他只评说过很少几篇作品。即使评价最高的杂文，也有意贬低了其犀利与冷嘲。小说，只谈了《阿Q正传》一两部，也每每不得要领。鲁迅曾明确表示：《阿Q正传》是暴露阿Q式农民革命的弱点，对未来的类似革命十分担扰。而作为农民革命头子的毛，却从中发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。他还多次批评鲁迅，过于“看重”农民“阴暗面”，“忽略”了其“民主主义”的革命性。也许在毛看来，只有象他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所赞颂的，将地主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，到小姐、少奶奶的牙床上“滚一滚”，“动不动捉人人戴高帽子游街”，才叫“革命性”罢。但鲁迅对阿Q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”、“拿点东西”的“革命”却十分憎恶。“痞子”式的农民革命，在“文革”中终于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。一般认为，最能体现鲁迅心灵冲突的作品是《野草》。鲁迅自己也对人讲“他的哲学都包括在《野草》里”。钱理群称之为“鲁迅最个性化、最有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”。而毛却对之不赞一词。如按《讲话》的标准衡量，里面自然充满了“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的消极性罢？而鲁迅却是多次声言自己就是“个人主义”也即“个性主义”的。真是南辕北辙，谈何“相通” ！
前面已说，毛是“为了打鬼，借助锺馗”而高抬鲁迅。对一个以“革命”理想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毛也曾说自己“做了共产党的锺馗” ，“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” 。一切都是手段，惟有革命是目的，还有什么不能利用呢？这决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有一系列事实为证。不知各位注意没有，毛赞鲁有三次高潮：一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，一是五七年反右，一是六十年代“文革”初期。当时各有不同的“伟大战略部署”，亟待统一思想，于是抬出“圣人”和“老师”，给自己鸣锣开道。一方面严惩违背自己意旨的“思想犯”，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不断统一思想。结果便是定毛个人和毛思想为一尊。所谓“就是要舆论一律”。如延安整风，就是要“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”（后来的教育方针也是），即转到毛思想上。但整风决整不到毛和几个追随者头上，他们的任务，是牢牢“掌握思想领导”权，也即思想笼断。与此相伴的，是毛个人崇拜不断升级。马克思坚决摒弃“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”；而毛却说“需要一点儿个人崇拜”、“不崇拜不得了”。早在延安时代，就有人批评彭德怀，“在讲话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，也是‘闹独立性’”。解放后，彭又不识时务，反对《东方红》中“他是人民大救星”的提法，认为有违《国际歌》“世上没有救世主”的精神，也对喊“毛主席万岁”有看法。这才是彭在庐山上倒霉的内在根源。而谀臣康生们却一路高升。毛在给斯大林的信中，特意表明“康生是值得信赖的”。看来他对康生辈才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呢！
在这种统一权威和思想的“伟大事业”中，鲁迅始终是个工具，真正的“圣人”和“老师”恰是谦称“学生”的毛泽东自己。解放初，江青参加一个文艺会议时说，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；胡风当即反对，认为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；江青回家对毛讲后，毛很不高兴。这大约是胡风后来倒霉的前因。更何况，胡还对毛的《讲话》保有个人理解呢。胡风平反后，女儿问他为何被打成反革命。胡答：“他老先生不愿听不同意见，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。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。”感觉是真实的。由此也证明，毛说自个儿“不是圣人”，是“圣人的学生”，也实在是英雄欺人。由此推测，如鲁迅尚在，无论在朝还是在野，都必然是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。也难保不会摘掉“旗手”帽子（给江青戴上），再砸上“右派”紧箍咒。自古就有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、“兔死狗烹”一类教训。熟谙传统文化的鲁迅，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。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毛们则干脆抛弃一切掩饰，公然称鲁迅为毛的“学生”了。众所周知，《人民日报》重要社论，多由毛执笔，或经其修改，起码他要看到。且看党报党刊纪念鲁迅的论述：《人民日报》1966年10月19日社论说：“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……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《红旗》杂志更进一步：“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……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……”。请注意，是“始终”啊！我的天！鲁迅就象雷锋一样，成了“紧跟毛主席的好战士”了。对这种公然歪曲历史、媚毛贬鲁的混账话，毛公竟然默认了。
鲁迅曾在《无花的蔷薇》中深刻指出：“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，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，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”；“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，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”。这不俨然是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？通过与那些党内“指导家”过招，鲁迅似已对自己所支持的“革命”，隐隐产生一种不安。在他逝世前夕，就曾对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半开玩笑说——“你们来了，还不先杀掉我！”。以至冯连连摆手，认真说“那不会，那决不会的”。看来这决不仅是玩笑。早在这之前，1934牟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，他就曾向朋友吐露心曲——等革命成功，旧社会“崩溃之际，竟尚幸存，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”。可见他早已做了遭放逐的准备。所幸他早早仙去，得免此役，只好由他的学生们代劳了。由此推断，他大约也不会就任毛泽东的“文联主席”罢。即此一点，他就堪称“伟人”。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，有谁能有这等清醒、远见和骨气呢？这才叫“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”呢。胡风如对此稍有领悟，或也不至象后来那样，与周扬们一争短长，满怀赤诚上书毛泽东了。
早在194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周年时，《文艺春秋》杂志就刊出两期以“要是鲁迅还活着”为议题的讨论。有些说他无法幸存；有些说他会继续战斗。毛泽东的好友罗稷南，对此印象颇深。因此在1957年7月7日于上海见到毛时，他重新提出这个问题，毛沉思之后做了认真回答。这回答，当时没有公开发表。首次披露，是周海婴2001年出版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。毛说：我估计，（鲁迅）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。后来罗的学生贺圣谟撰文印证，引述小有差异。毛说：要么是进了班房，要么是顾全大局，不说话。基本意思相同。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撰文证实。后黄宗英又刊文以当事人名义作证。文称，毛说：鲁迅么—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。与前引大同小异。
这里有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共产党为什么会把“无产阶级的圣人”、“共产主义者的鲁迅”、毛自己的老师“关在牢里”？鲁迅可能识谁的“大体”、什么“大体”,为何要“一句话也不说”？毛泽东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他要向在座的人传达什么信息？这是一个个的谜。从方法论角度说，要想对“两次谈话”作出正确解释，应该首先了解毛泽东论鲁迅的历史，以及他评鲁的基本视角，和对鲁迅的基本定位。当然，还要紧密联系“两次谈话”的具体背景。否则，则难免有 “痴人说梦”之嫌。我上面所论，毛对鲁的“革命”工具化定位，不知能否给诸位一点启发。
下面，就具体谈谈1957年那两次论鲁谈话。
关于1957年“整风”动因，薄一波归之于“以苏为鉴”。 这是一个原因，一个冠冕堂煌的原因。但我相信还有不便公开的原因，即章立凡先生《毛泽东‘反右’动因及其后果的再研究》一文的判断，是毛泽东要扫清障碍、重树权威。毛的革命躁进战略，受到以刘少奇、周恩来为代表的稳进战略的挑战。“反冒进” 运动，使他很不痛快；八大党章删除“毛泽东思想” 一词，更使他耿耿于怀。于是，便想借助开门整风，将矛头指向那些“保守主义者” 和“官僚主义者” ，尤其是刘、周等要害人物。他号召民主党派人士“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” ，其意在此。但没想到，却在党内遇到了阻力，陈其通等四人公开刊文表示忧虑。党外人士鉴于以往教训，更是心有余悸、顾虑重重。老人家心急如焚。在整个1957年春天，他自称“变成了个游说先生”，到处苦口婆心地发动“鸣”、“放”。他批评陈其通等人的“左”倾态度，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“鸣”、“放”，说 “这里有鬼”。于是他便借助鲁迅“打鬼”，号召以鲁迅为榜样，“敢写”、“敢说”。在3月10日与部分文艺界、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，就已谈及“鲁迅活着会怎样”的问题。老人家不愧“矛盾论” 的行家里手，回答说“他敢写也不敢写……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……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是彻底的唯物论者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彻底的唯物论者，是无所畏惧的，所以他会写”。在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，他又重说了这些话。总之，是借鲁迅提倡“敢”字当头，鼓励人们不要怕大大小小的“和尚” ，以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 的大无畏精神，投入“大鸣”、“大放”。 在此过程中，鲁迅成了最佳“号角” 。
再说七月谈话。这是指7日7日毛泽东对罗稷南所提 “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”问题的应答。老人家说：“鲁迅么—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。”（黄宗英回忆）
与三月份的论鲁对照，前后矛盾，判然分明。人们不能不心生疑问：共产党怎么会把一位声称是自己“先生”和“老师”的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” 、“中国的第一等圣人”关在 “牢里”呢？老人家曾说“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，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”，那么这算什么呢？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“彻底的唯物论者”鲁迅，怎么又会突然“一句话也不说”了呢？
自然，当时谁也无胆提出这些问题，老人家也从未解释这种前后矛盾。但历史期待着回答。而要作出回答，就必须弄明当时的政治环境。
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，从三月到七月，“这一百天，时局有很大的变化”（7月9日《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》）。五月上旬半月的“鸣”、“放”，其尖锐性令老人家大吃一惊。他尤其不能容忍，有人竟敢向他的权威性发起挑战，批评他“好大喜功”、“喜怒无常” ，给“老和尚” 提意见竟然提到自己头上。许多言论，已危及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。他认为，“老九”们已严重越界，尾巴翘到了天上，必须高举煞威棒了。于是，便由三月份发动、四月底正式开始的“整风”， 突然转变到五月中旬的“反右” 。六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六条政治标准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。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》，大张旗鼓地声讨章罗同盟，将运动推向高潮。7月7日，老人家在上海会见部分知名人士(许多是老朋友)，席间发生毛、罗关于“假如鲁迅还活着”的对话。7月8日，胡乔木代拟人民日报社论，提出要反对“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”。7月9日，老人家在上海干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《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》的讲话。这就是毛、罗对话的大体背景。
也就是说，7月7日的接见，发生在“反右”高潮期间，发生在“右派”比较集中、又是《文汇报》所在地的上海。其探测反应、警戒友人和进一步发动的意图便至为明显。而老人家对罗稷南的回答，就是一种“不太软也不太硬”的警示。他是在暗示老友们，如违背了他的意志，即对“先生”和“老师”也决不手软，况他人哉；切勿因与其关系密切而轻举妄动，决不许对右派“温情主义”。此时，强调的早已不是“无所畏惧”，而是把“敢”字“关在牢里”；提倡的也决不再是“帮党整风”，而是“夹紧尾巴，改邪归正”。亲历者黄宗英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警示的威慑力：“不发脾气的脾气，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……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”。7月12日的文汇报，发表了与会者十三篇感想，其中就有罗稷南一篇，题目取自文中一句话——“在这变动的时代，知识分子必须有坚定的立场”。基本内容，与其他文章完全一致：对领袖和党满怀信任，坚决拥护“反右”。这说明，老人家所追求的政治效果，是完全达到了。
老人家利用纵横捭阖手腕，在反右中大张权威。然后又利用这一资源，与党内“官僚主义” 、“保守主义” 、“右倾主义” 秋后算账。他大张旗鼓地“反右倾” 、反“反冒进” ，指责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反冒进社论“是指向我的” ，提出“是真理就要崇拜” 。这已是“四清运动” 和“文革” 前奏了。
其实，老人家说过的前后矛盾的话何止这些。1957年3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讲话和公开发表稿之间的巨大反差，就使无数与会者为之“目瞪口呆”。老人家却根本不在乎这些矛盾，也从不为此作解释，觉今是而昨非或今非而昨是。原因就在于，老人是位应对“时局变化”的大师，为了有效应对，不惜前后矛盾，或就是要前后矛盾，正所谓“此一时，彼一时也”。为此，他可以违背游戏规则，把同一个历史人物当作不同的棋子使用，而不顾棋子本身的性质。可叹我们这些天真的书生，却往往一片好心地为老人家打圆场，费事拉巴地论证其逻辑统一性，从而失去应有的学术品格。
鲁迅曾在《无花的蔷薇》中指出：“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，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，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”；“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，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”。痛哉斯言！这不也可视为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？
也许，政治家有权“为了打鬼，借助锺馗”。那么，且不说他打的是否真是“鬼”，即或真是，他有权不顾事实和逻辑、任意驱遣历史人物，尤其是被大众尊之为“民族魂”的伟人吗？
人们有权这样发问。
现在可以归纳一下：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、大众化、暴力革命等方面，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；而在坚持个人独立、对权力保持警惕、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，二人又相当隔膜，乃至水火难忍。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。毛利用鲁迅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，也实在难解难分。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，也可谓是个“硬骨头”，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。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，又使他不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。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独立思考。这也正是“舆论一律”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。而自由主义却主张：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，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。
但凭心而论，毛对鲁迅的似扬实抑、前扬后抑，决不仅是个人品质和个人好恶问题。它是吾邦尊崇而又利用“圣人” 文化传统的现代果实。青年毛泽东，曾称“吾人一心救世” 。其后虽畅言历史唯物论，但仍心怀难以化解的“圣人” 和“救世” 情结。所以，便借鲁迅的“圣人” 光环，掩饰自己的个人崇拜。它也折映出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中,民主与自由，个体、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; 也反映了中共既想自我完善又怕根本变革的左右两难。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看重群体，革命党也标举大众。但由无自由结社、低素质的分散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，又本能地呼唤“代表”自己的强权和奇里斯玛式领袖。而无监督、制约的“人民代表”们，又往往将救世心态、献身精神、钢铁意志与致命自负、包办代替和强迫革命相交织(如列宁所说“用鞭子把人赶进天堂”)，从而成为大众的新“老爷”。这里的矛盾、困惑和尴尬，决不仅属于毛个人，而属于我们整个民族和文化，并至今困扰、折磨着炎黄子孙。以此而论，毛罗对话具有解读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全息性，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，尽管有着酸甜苦辣的怪味而难以吞嚥。
郁达夫曾说：“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，爱戴，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但我还想指出，迷信和依赖伟人的民族，也是毫无出息的民族。鲁迅说：“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站士”。“战士”与“缺点”两方面均应重视。我的以上解读，并非全面评价毛、鲁，也无意全盘否定毛的论鲁；而只想破除伟人迷信，恢复历史真面，给予伟人所应得的尊重。因为这不仅关乎历史，也关乎现实和未来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辩。特别是毛的局限性（无产阶级也有局限），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，尤须认真清理。否则，必定重蹈覆辙。我发言中如有失当，决非有意厚诬前贤，并欢迎一切有理有据的批评。但我将坚决捍卫我的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权利，这对我个人和民族而言，都如生命般宝贵。知识分子也可能讲错话，却决不可讲假话。为了民族和大众，驱除奴性，评判、监督权力，是最主要的鲁迅精神，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遗产。对此，我们如有退缩，就是背叛。
以为“事不关己”的人们，自然可以“高高挂起”。但且不说对民族兴亡的义务，政治也不会因你的逃离而不予光顾。谁也休想超然事外，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也许只有那些从毛的错误中获取了既得利益的人，才反感并压制这种清理和批评罢？有什么样的群众，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只有民众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，才是民主制度的最可靠保证。世上没有救世主，只有自己救自己。因此，政治批判、社会批判应当引向自我批判，落脚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。自然，最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，理应为国民作出表率。此文实也是笔者的自我清理。
作者： 刘凌
【内容提要】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、大众化、暴力革命等方面，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；而在坚持个人独立、对权力保持警惕、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，二人又相当隔膜，乃至水火难忍。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。毛利用鲁迅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，也实在难解难分。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，也可谓是个“硬骨头”，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。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，又使他不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。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独立思考。这也正是“舆论一律”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。而自由主义却主张：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，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。这是吾邦尊崇而又利用“圣人”文化传统的现代果实，它也折映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,民主与自由，个体、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。
毛泽东和鲁迅，是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子。不管对他们的评价、感情有何分歧乃至对立，要想继续前进，就绕不开这两个伟人。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、思想文化史，就更是如此。而这两个伟人的微妙关系，又是这种研究的绝佳切入点。
本次讲座，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。我的基本方法是：对前人同情之理解与个人独立判断相结合；文本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；尤其注意破除文字遮蔽，用细读法发掘文本潜台词；借用“民主”与“自由”两个概念，作为基本分析工具。任务无比艰巨，也许我无力到达终点，但如泰戈尔所形容的——“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，但我已飞过”。
毛泽东在1966年在致江青的信中曾说：他“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”。冯雪峰也说过：“毛主席最理解鲁迅。”而鲁迅却没说过相应的话，也决不会说。他认为人心极难相通。他只承认，瞿秋白是其“知己”。对毛泽东，只在《答托洛茨基派的信》中表示，拥护“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”，对他们“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荣的”。显然只是针对中共群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言，而并非专论与毛的个人关系。
那么，毛泽东是否与鲁迅心灵“相通”呢？他真的“最理解鲁迅”吗？
两人在哪些方面产生共鸣呢？
鲁迅曾对冯雪峰讲，毛泽东诗词有“山大王”（绿林好汉）气概。毛确是从农村、从山林走出来的革命领袖；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。毛则赞鲁之散文“神气”也即有气派。鲁迅曾对人讲：浙东和湖南民众都有“山岳气”。他还曾要萧军、萧红保留“野气”。瞿秋白称，鲁迅象罗马神话的莱谟斯，“吃母狼的奶长大”并最终“回到故乡的荒野”。他们都有些“野气”，这是先天气质的共鸣。
在与江青信中，毛表示很欣赏鲁迅的“坦率”和“严于解剖自己”。在与周扬的一次谈话中，也赞扬鲁迅独立思考、坚持己见。这是个性方面的共鸣。
鲁迅对崇洋媚外的洋奴嘴脸，极尽嘲讽与鞭挞；毛泽东则力倡中国作风、中国气派。这是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方面的共鸣。
毛倡导从实际出发、调查研究；鲁一生不尚空谈，晚年不出国、坚守岗位、做实际工作。毛称赞他是“实际的鲁迅”。这是工作作风方面的共鸣。
毛泽东曾一度受王明、博古极左路线压制，并坚持不懈地斗争；鲁迅也曾深受其害，并起而反抗。这也许是毛泽东对鲁迅产生好感的重要基础。危难之际的精神声援，将终生难忘。这是政治方面的共鸣。
鲁迅推崇改革中的“火与剑”，说“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 ”。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，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、“党指挥枪”。这是在革命手段方面的共鸣。
两人均强调文艺的阶级性、战斗性。这是文艺观的共鸣。
甚至在个人爱好方面，也有共同点。如都喜欢雪，憎恶苍蝇,等等。
以此而论，两人确有心灵相通的一面，故而能相互产生好感。这也是鲁迅拥护中共的思想基础之一。这种相通，大约根于两人的农村家庭背景，改革社会的共同意愿，以及对斗争道路的相近选择。
但在我看来，由于两人在个性、经历和教养方面的差异，毕竟还有相互隔膜的一面。鉴于鲁迅没说过“心灵相通”的话，对毛也极少议论，因而这里只说毛对鲁的隔膜。
但前提是明确鲁迅的基本个性和人生追求。
这就需引入 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概念。
“民主”的要义是多数裁决，大众利益。鲁迅决心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；认为“真的知识阶级”必“与平民接近”、“替平民抱不平”；相信“惟有无产者才有将来”；倡导“属于大众”的文学艺术；称“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”。前述“旷野”意识，也即大众意识。他是心系大众的——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（《野草》）。他一生为捍卫大众利益而奋斗。这证明他不是精神贵族，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，具有民主倾向。这自然与毛泽东有相通之处。
“自由”的灵魂是个人独立自主，尤其是警惕并反抗一切强权和专制。在自主义者看来，自由是终极目的，民主是自由的手段。我们这里每每视其为洪水猛兽，却忘了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恰是“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”。有人仿裴多斐诗：民主诚可贵，平等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而这，正是鲁迅一生坚守的人格底线；更准确讲，是他的最高价值取向，他视“至独立者”为“至强之人”。他多次表明：“我大概是以自已为主的”，只说“我所要说的话”；认为“文人不应该随和”，应该“不受别人命令”。他是说过“听将令”的话，但那是他“自己所愿意尊奉的”，而不是“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”。因此，他对多数“民主”有本能的警惕。认为如变成“众数(人民)”崇拜，就会“托言众治，压制尤烈于暴君”，走向“众数”名义的党派和个人专制，也即毛引为自豪的“人民民主独裁”，实则是人民领袖“独裁”。鲁迅深爱大众，却也对之保持警惕。认为愚昧的群众，常常站在觉醒者的对立面；其“罚恶之心”每不下于“军阀”。“文革”也为此提供了注脚。因此，他反对“迎合”、“媚悦”大众，也决不做“大众的新帮闲”。他支持革命党人反抗现实奴役，却也反抗革命者如“四条汉子”之流的新奴役。以此而论，他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。而就坚持独立、反抗奴役和专制的坚决、彻底而言，他比胡适更象自由主义者。胡适也说过，鲁“是个白由主义者，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”。
但是，由于经历和知识的局限，他对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，诸如私有制、精英政治、宪政法治、渐进改良等均不甚了了（他自认“都不了然” ）。他主张大众“革命”，一揽子暴力解决。他不明白，没有这些制度保证，对专制的个人反抗必然无效，乃至引向悲剧；即或建立新朝，也易滑向新专制。在这方面，他又不如胡适，又不象个自由主义者。鲁迅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（拜伦、雪莱）奋民强国思想，从而与中共目标相呼应。但其张扬个性，又带有尼采哲学、俄国无政府主义的“绝对自由”倾向，他称之为“无治的个人主义”(胡风的“主观战斗精神”与此相似)。这就不能不与大众“民主”产生内在的紧张。他曾在致许广平信中，坦露自己“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”。在这里，“人道主义”相近于“民主主义”，“个人主义”相近于“自由主义”。正是这一矛盾，成为鲁迅一生心灵痛苦的根源。
总之，如以西方政治学标准，鲁迅既非民主主义者，也非自由主义者。而若以中国化的标准，他既是民主主义者，又是自由主义者。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位心系大众而又坚持个人独立，并为此而承受自我煎熬和心灵痛苦的真正的“知识阶级（分子）”。毛泽东只看到他为大众的一面，而不理解后一面，怎好说“心相通”、“最理解”呢？
那么，毛泽东是以什么眼光看鲁迅的呢？众所周知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对鲁迅给予最全面、权威的高度评价。用了那么多的“最”和“伟大”，称其为“文学家”、“思想家”、“革命家”、“硬骨头”、“旗手”、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，等等，等等。可是人们却往往疏忽了，这一切都严格限制在“殖民地半殖民地”和“新民主主义”时空范围。老人家从未肯定超出这个范围的任何东西。即使如此，还进而指明，“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”这支“政治生力军”，又是“新民主主义文化”的基本依托。“毛”还是附在“皮”上。这，才是对鲁迅的基本定位。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还不顾原义，活解“孺子”、“千夫”等语，号召 “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‘牛’”。而鲁迅，一生坚持人格和思想独立，从未接受过为某一社会集团作“牛”的原则。老人家还明确反对，在根据地采用“冷嘲热讽”的“鲁迅笔法”。王实味、丁玲、萧军等鲁迅的追随者们，不正是因“鲁迅笔法”而获罪的吗？至于在新中国“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”，老人家说过“大概是文联主席”、“每个省都要培养个把鲁迅”（蓝棣之《症候式分析》）一类话。不知能否看作新的定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社会主义文化的“方向”、“主将”、“旗手”一类桂冠，肯定不会戴在鲁迅头上了。据蓝棣之文说，中央档案馆有篇文献证明，胡风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“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思想”，传到老人家耳中，就使他很不高兴。后来狠打胡风，是否与此有关，尚不得而知。不过由此我们确实可以推知，老人家对鲁迅在新时代的确切定位，以及鲁迅在他心中的真实地位。
总之，毛泽东不是从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角度，而是从一个实际革命家的角度，从对革命作用的角度来看鲁迅的。一系列事实证明，毛常对鲁常作革命功利主义的工具化的利用,而不是“最理解”。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陕北公学讲演中，就要求人们看鲁迅“在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”，认为鲁“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”，所以高抬他。后来干脆给鲁迅冠以“伟大革命家”头衔。而鲁迅明明说过他“天生的不是革命家” ，即其本性和气质不适合作“革命家”。毛泽东一方面称鲁为“革命家”，同时又要部下注意“团结好鲁迅”，也即视为统战对象。哪种看法是真实的呢？总而言之，是利用罢了，当然是“革命性”的利用。解放前，曾有人建议让鲁迅入党、到苏区任教育委员，毛和冯雪峰均反对，理由是“鲁迅在外面作用大”。但时过境迁，解放后，毛却说：如鲁迅还活着，“大概是文联主席”。这时，却是鲁迅“在里面作用大”，不允许“在外面”了。总之，是以毛所判定的革命功利为取舍。但鲁迅并非组织中人，是自由职业者，毛先生想过鲁迅的自主选择没有呢？毛作为一位政治家，从政治角度看鲁迅，可以理解，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，对之不能苛责。但说鲁迅就是个“革命家”,并以此评价他的全人，还要求所有人都应这样看，则未免太武断、霸道了。而从“革命家”本来意义看，鲁迅根本不是。鲁迅视瞿秋白为“人生知己”。瞿对鲁所作革命“友人”、“同路人”定位是准确的。正因鲁有此身份，才能对“革命”保持清醒、超脱与批判。
古人云“得天下者必先得土”，唐太宗要士人“都入我彀中”。毛也深谙此道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共产党肩负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，而且如毛所说，“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”，因此号召全党要“善于吸收知识分子”。毛泽东深知鲁之威望，明白拉到鲁迅就能争取到一大批文化人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因此，毛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鲁迅，送给他一顶顶无以复加的桂冠，什么“马克思主义化的”、“无产阶级的圣人”、“新中国的圣人”（他自称为“圣人的学生” ）、“很优秀很老练的先锋分子”、“文化革命的主将”、“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”、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、“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”、“共产主义者的鲁迅”、“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”、“鲁总司令”……鲁迅当年在《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中，曾说孔子死后一直被当作“敲门砖”利用，成了“摩登圣人”。在毛这里，鲁也“摩登”起来，成了一块借助锺馗打鬼的“革命砖头”。鲁在世根本没能看到“新中国”，毛讲话时也尚未出现“新中国”，可毛却提前任命“鲁总司令”为“新中国的圣人”了。这难道就是“最理解”吗？
已如前述，毛、鲁都强调文艺的阶级性、战斗性。但人们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他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分歧。请听鲁迅的主张：“惟政治是安于现状，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。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，最不喜欢人家要想，要开口。”他还说“真的知识阶级”，他们“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，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，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”，并且“不顾利害”、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”。总之，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命，就是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。以此而论，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冒牌货。而政治家因“安于现状”，必然喜欢听赞歌。这就必然与文艺家相冲突。关于革命文学，鲁迅谈到：在革命中决无功夫做革命文学；等有了文学，革命早已成功；这时再颂扬革命，实际上是歌颂叔力者；政治家又拣起过去反对过的统治手段，文学家不满意，开口说话，政治家便排轧或杀戮，并不因其曾拥护革命而改变。这不真是先知的预言吗？
至于毛泽东的主张，就无须我多说了，一看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便知端的。他认为，文艺从属于“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”，是革命机器的“齿轮和螺丝钉”（发明权在斯大林 ），要“服从党的革命任务” ；对人民军队、人民政党“当然应该赞扬”，认为说“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”是“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”。这不整个儿是在批鲁迅吗？还说什么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？忠于鲁迅的一些文学青年，如胡风、萧军、丁玲等，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后，在维护革命政治前提下对政治稍加批评，却纷纷交了“华盖运”，想“躲进小楼”而不能；而那些打击鲁迅的左棍们，却个个飞黄腾达，成为整风积极分子。这就是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吗？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“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”，但是否也创造了新的极左和新的思想禁锢？是否为此后迫害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了极为恶劣的先例？要不要重新评价它？延安整风的最重要成果，乃是“红太阳”的升起，和“大救星”的出现，开“个人崇拜”之先河。突出标志，是1943年政治局正式赋予他对重大问题的“最后决定权” 。延安整风伤害、残害了那么多忠于革命的优秀分子，毛先生在七大上却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整风审干好象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，有点不公平”。好一个“好像”，好一个“一点”加“一点” ！真道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啊！整风总结时，毛曾向受害人敬礼，而且迟迟不把手放下来。到六十年代，就由周恩来、陈毅脱帽代劳了。难道敬个礼就能打发了吗？要不要追究责任？气粗时就打击，气弱时就敬礼，周而复始，这算什么话！
最为人们称道的，是毛泽东赞鲁迅是“硬骨头”。这真的是极高的评价吗？让我们共同学习 “最高指示”：《论鲁迅》充分肯定了鲁迅“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”；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称，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”肯定什么时候、对什么人“硬”还不清楚吗？如果在解放区，还能“硬”吗？这里没有说，但后来实际上说了。两年后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说得明白：国统区来的人，“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”，“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向题”，“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‘牛’”。顺便指出，将鲁诗之“孺子”说成是“人民”，也实在是一种曲解。偷梁换柱、为我所用，向来就是政治家的手段。“做无产阶级的牛”，其潜台词不就是可以有点“奴颜和媚骨”吗？康生之类不就是个好榜样吗？总之，决不允许在这里充“硬骨头”。延安整风就有个“反面教材”。王实味因批评家长制、压制群众而遭错误审查，但他拒不认罪，对审查官员讲，我有“充分自信”，“骨头从未软过，而且不比任何人软”。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迫害。看谁“硬”过谁！最后不经审判，在山沟里秘密崩杀了。这就是“硬骨头”的结果。鲁迅的“硬”能在王实味之下吗？他如来延安，后果会如何？还能否有那些眩目的头衔？也都是个问号。
与此相联系的，是言论自由问题。这是最基本的自由人权，马克思称之为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。古人云：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。思想争第一，必然导至动武、镇压。正所谓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”。而鲁迅却一向认为，言论自由是思想者的权利。他对文学青年的首要要求，就是“努力争取言论自由”。他多次向“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，讲几句话也为难”的思想专制提出抗议，一生与思想禁锢作斗争。这是他永不放弃的权利。而毛泽东，则功利主义地看待言论自由，对之作诸多限制。毛曾在整风小结中讲：“只要不把党斗翻，言论一概自由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”。原来言论自由是做给敌人看的。言论能把党“斗翻”吗？不愿让人触到痛处罢了。王实味等人，何曾想“斗翻”党？不就都是一片忠心、因言获罪，而成为“思想犯”的吗？早在把王定为“反革命”之前，就已定其为“思想上的敌人”了。利用政权之力和运动方式，强制统一思想，乃延安整风一大创造；这种“思想立法”的“国粹”，除欧州宗教裁判所和斯大林时代外，也可谓世界少有。而在后来的七大政治报告中，毛公却号召“讲真话”、“不偷，不装，不吹”。这不是英雄欺人、亵渎冤魂吗？鲁迅如地下有知，又会作何感想？
毛虽推崇鲁迅杂文，却又对鲁迅杂文的批判、嘲讽特色施加限制。他在《讲话》中宣布：“杂文时代”、“鲁迅笔法”已经过时。若有嘲讽，也只能专对“反动派”；决不许嘲笑“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”。在这里要求表现“新的人物，新的世界”，也即热情歌颂工农兵和革命党，并特别强调“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未必不伟大”。毛甚至把这作为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一个标准，断定不歌颂者是“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”、“革命队伍里的蠹虫”。王实味、肃军、丁玲等人，尽管也歌颂，却因“嘲讽”根据地缺点而成了“蠹虫”，以至万劫不复。这些看法和做法，能与鲁迅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“相通”吗？“对社会永不会满意”的鲁迅，如果来到延安，下场能比丁玲们更好吗？他的“第一等圣人”还能当下去吗？
从毛对某些鲁迅作品的态度和评论，也可见他对鲁的隔膜。他只评说过很少几篇作品。即使评价最高的杂文，也有意贬低了其犀利与冷嘲。小说，只谈了《阿Q正传》一两部，也每每不得要领。鲁迅曾明确表示：《阿Q正传》是暴露阿Q式农民革命的弱点，对未来的类似革命十分担扰。而作为农民革命头子的毛，却从中发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。他还多次批评鲁迅，过于“看重”农民“阴暗面”，“忽略”了其“民主主义”的革命性。也许在毛看来，只有象他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所赞颂的，将地主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”，到小姐、少奶奶的牙床上“滚一滚”，“动不动捉人人戴高帽子游街”，才叫“革命性”罢。但鲁迅对阿Q“我要什么就是什么”、“拿点东西”的“革命”却十分憎恶。“痞子”式的农民革命，在“文革”中终于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。一般认为，最能体现鲁迅心灵冲突的作品是《野草》。鲁迅自己也对人讲“他的哲学都包括在《野草》里”。钱理群称之为“鲁迅最个性化、最有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”。而毛却对之不赞一词。如按《讲话》的标准衡量，里面自然充满了“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的消极性罢？而鲁迅却是多次声言自己就是“个人主义”也即“个性主义”的。真是南辕北辙，谈何“相通” ！
前面已说，毛是“为了打鬼，借助锺馗”而高抬鲁迅。对一个以“革命”理想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毛也曾说自己“做了共产党的锺馗” ，“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” 。一切都是手段，惟有革命是目的，还有什么不能利用呢？这决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有一系列事实为证。不知各位注意没有，毛赞鲁有三次高潮：一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，一是五七年反右，一是六十年代“文革”初期。当时各有不同的“伟大战略部署”，亟待统一思想，于是抬出“圣人”和“老师”，给自己鸣锣开道。一方面严惩违背自己意旨的“思想犯”，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不断统一思想。结果便是定毛个人和毛思想为一尊。所谓“就是要舆论一律”。如延安整风，就是要“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”（后来的教育方针也是），即转到毛思想上。但整风决整不到毛和几个追随者头上，他们的任务，是牢牢“掌握思想领导”权，也即思想笼断。与此相伴的，是毛个人崇拜不断升级。马克思坚决摒弃“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”；而毛却说“需要一点儿个人崇拜”、“不崇拜不得了”。早在延安时代，就有人批评彭德怀，“在讲话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，也是‘闹独立性’”。解放后，彭又不识时务，反对《东方红》中“他是人民大救星”的提法，认为有违《国际歌》“世上没有救世主”的精神，也对喊“毛主席万岁”有看法。这才是彭在庐山上倒霉的内在根源。而谀臣康生们却一路高升。毛在给斯大林的信中，特意表明“康生是值得信赖的”。看来他对康生辈才“最理解”、“心相通”呢！
在这种统一权威和思想的“伟大事业”中，鲁迅始终是个工具，真正的“圣人”和“老师”恰是谦称“学生”的毛泽东自己。解放初，江青参加一个文艺会议时说，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；胡风当即反对，认为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；江青回家对毛讲后，毛很不高兴。这大约是胡风后来倒霉的前因。更何况，胡还对毛的《讲话》保有个人理解呢。胡风平反后，女儿问他为何被打成反革命。胡答：“他老先生不愿听不同意见，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。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。”感觉是真实的。由此也证明，毛说自个儿“不是圣人”，是“圣人的学生”，也实在是英雄欺人。由此推测，如鲁迅尚在，无论在朝还是在野，都必然是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。也难保不会摘掉“旗手”帽子（给江青戴上），再砸上“右派”紧箍咒。自古就有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、“兔死狗烹”一类教训。熟谙传统文化的鲁迅，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。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毛们则干脆抛弃一切掩饰，公然称鲁迅为毛的“学生”了。众所周知，《人民日报》重要社论，多由毛执笔，或经其修改，起码他要看到。且看党报党刊纪念鲁迅的论述：《人民日报》1966年10月19日社论说：“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……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《红旗》杂志更进一步：“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……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……”。请注意，是“始终”啊！我的天！鲁迅就象雷锋一样，成了“紧跟毛主席的好战士”了。对这种公然歪曲历史、媚毛贬鲁的混账话，毛公竟然默认了。
鲁迅曾在《无花的蔷薇》中深刻指出：“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，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，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”；“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，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”。这不俨然是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？通过与那些党内“指导家”过招，鲁迅似已对自己所支持的“革命”，隐隐产生一种不安。在他逝世前夕，就曾对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半开玩笑说——“你们来了，还不先杀掉我！”。以至冯连连摆手，认真说“那不会，那决不会的”。看来这决不仅是玩笑。早在这之前，1934牟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，他就曾向朋友吐露心曲——等革命成功，旧社会“崩溃之际，竟尚幸存，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”。可见他早已做了遭放逐的准备。所幸他早早仙去，得免此役，只好由他的学生们代劳了。由此推断，他大约也不会就任毛泽东的“文联主席”罢。即此一点，他就堪称“伟人”。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，有谁能有这等清醒、远见和骨气呢？这才叫“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”呢。胡风如对此稍有领悟，或也不至象后来那样，与周扬们一争短长，满怀赤诚上书毛泽东了。
早在194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周年时，《文艺春秋》杂志就刊出两期以“要是鲁迅还活着”为议题的讨论。有些说他无法幸存；有些说他会继续战斗。毛泽东的好友罗稷南，对此印象颇深。因此在1957年7月7日于上海见到毛时，他重新提出这个问题，毛沉思之后做了认真回答。这回答，当时没有公开发表。首次披露，是周海婴2001年出版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。毛说：我估计，（鲁迅）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。后来罗的学生贺圣谟撰文印证，引述小有差异。毛说：要么是进了班房，要么是顾全大局，不说话。基本意思相同。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撰文证实。后黄宗英又刊文以当事人名义作证。文称，毛说：鲁迅么—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。与前引大同小异。
这里有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共产党为什么会把“无产阶级的圣人”、“共产主义者的鲁迅”、毛自己的老师“关在牢里”？鲁迅可能识谁的“大体”、什么“大体”,为何要“一句话也不说”？毛泽东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他要向在座的人传达什么信息？这是一个个的谜。从方法论角度说，要想对“两次谈话”作出正确解释，应该首先了解毛泽东论鲁迅的历史，以及他评鲁的基本视角，和对鲁迅的基本定位。当然，还要紧密联系“两次谈话”的具体背景。否则，则难免有 “痴人说梦”之嫌。我上面所论，毛对鲁的“革命”工具化定位，不知能否给诸位一点启发。
下面，就具体谈谈1957年那两次论鲁谈话。
关于1957年“整风”动因，薄一波归之于“以苏为鉴”。 这是一个原因，一个冠冕堂煌的原因。但我相信还有不便公开的原因，即章立凡先生《毛泽东‘反右’动因及其后果的再研究》一文的判断，是毛泽东要扫清障碍、重树权威。毛的革命躁进战略，受到以刘少奇、周恩来为代表的稳进战略的挑战。“反冒进” 运动，使他很不痛快；八大党章删除“毛泽东思想” 一词，更使他耿耿于怀。于是，便想借助开门整风，将矛头指向那些“保守主义者” 和“官僚主义者” ，尤其是刘、周等要害人物。他号召民主党派人士“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” ，其意在此。但没想到，却在党内遇到了阻力，陈其通等四人公开刊文表示忧虑。党外人士鉴于以往教训，更是心有余悸、顾虑重重。老人家心急如焚。在整个1957年春天，他自称“变成了个游说先生”，到处苦口婆心地发动“鸣”、“放”。他批评陈其通等人的“左”倾态度，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“鸣”、“放”，说 “这里有鬼”。于是他便借助鲁迅“打鬼”，号召以鲁迅为榜样，“敢写”、“敢说”。在3月10日与部分文艺界、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，就已谈及“鲁迅活着会怎样”的问题。老人家不愧“矛盾论” 的行家里手，回答说“他敢写也不敢写……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……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是彻底的唯物论者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彻底的唯物论者，是无所畏惧的，所以他会写”。在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，他又重说了这些话。总之，是借鲁迅提倡“敢”字当头，鼓励人们不要怕大大小小的“和尚” ，以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 的大无畏精神，投入“大鸣”、“大放”。 在此过程中，鲁迅成了最佳“号角” 。
再说七月谈话。这是指7日7日毛泽东对罗稷南所提 “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”问题的应答。老人家说：“鲁迅么—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。”（黄宗英回忆）
与三月份的论鲁对照，前后矛盾，判然分明。人们不能不心生疑问：共产党怎么会把一位声称是自己“先生”和“老师”的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” 、“中国的第一等圣人”关在 “牢里”呢？老人家曾说“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，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”，那么这算什么呢？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“彻底的唯物论者”鲁迅，怎么又会突然“一句话也不说”了呢？
自然，当时谁也无胆提出这些问题，老人家也从未解释这种前后矛盾。但历史期待着回答。而要作出回答，就必须弄明当时的政治环境。
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，从三月到七月，“这一百天，时局有很大的变化”（7月9日《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》）。五月上旬半月的“鸣”、“放”，其尖锐性令老人家大吃一惊。他尤其不能容忍，有人竟敢向他的权威性发起挑战，批评他“好大喜功”、“喜怒无常” ，给“老和尚” 提意见竟然提到自己头上。许多言论，已危及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。他认为，“老九”们已严重越界，尾巴翘到了天上，必须高举煞威棒了。于是，便由三月份发动、四月底正式开始的“整风”， 突然转变到五月中旬的“反右” 。六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六条政治标准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。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》，大张旗鼓地声讨章罗同盟，将运动推向高潮。7月7日，老人家在上海会见部分知名人士(许多是老朋友)，席间发生毛、罗关于“假如鲁迅还活着”的对话。7月8日，胡乔木代拟人民日报社论，提出要反对“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”。7月9日，老人家在上海干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《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》的讲话。这就是毛、罗对话的大体背景。
也就是说，7月7日的接见，发生在“反右”高潮期间，发生在“右派”比较集中、又是《文汇报》所在地的上海。其探测反应、警戒友人和进一步发动的意图便至为明显。而老人家对罗稷南的回答，就是一种“不太软也不太硬”的警示。他是在暗示老友们，如违背了他的意志，即对“先生”和“老师”也决不手软，况他人哉；切勿因与其关系密切而轻举妄动，决不许对右派“温情主义”。此时，强调的早已不是“无所畏惧”，而是把“敢”字“关在牢里”；提倡的也决不再是“帮党整风”，而是“夹紧尾巴，改邪归正”。亲历者黄宗英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警示的威慑力：“不发脾气的脾气，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……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”。7月12日的文汇报，发表了与会者十三篇感想，其中就有罗稷南一篇，题目取自文中一句话——“在这变动的时代，知识分子必须有坚定的立场”。基本内容，与其他文章完全一致：对领袖和党满怀信任，坚决拥护“反右”。这说明，老人家所追求的政治效果，是完全达到了。
老人家利用纵横捭阖手腕，在反右中大张权威。然后又利用这一资源，与党内“官僚主义” 、“保守主义” 、“右倾主义” 秋后算账。他大张旗鼓地“反右倾” 、反“反冒进” ，指责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反冒进社论“是指向我的” ，提出“是真理就要崇拜” 。这已是“四清运动” 和“文革” 前奏了。
其实，老人家说过的前后矛盾的话何止这些。1957年3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讲话和公开发表稿之间的巨大反差，就使无数与会者为之“目瞪口呆”。老人家却根本不在乎这些矛盾，也从不为此作解释，觉今是而昨非或今非而昨是。原因就在于，老人是位应对“时局变化”的大师，为了有效应对，不惜前后矛盾，或就是要前后矛盾，正所谓“此一时，彼一时也”。为此，他可以违背游戏规则，把同一个历史人物当作不同的棋子使用，而不顾棋子本身的性质。可叹我们这些天真的书生，却往往一片好心地为老人家打圆场，费事拉巴地论证其逻辑统一性，从而失去应有的学术品格。
鲁迅曾在《无花的蔷薇》中指出：“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，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，他已经变了傀儡了”；“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，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”。痛哉斯言！这不也可视为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？
也许，政治家有权“为了打鬼，借助锺馗”。那么，且不说他打的是否真是“鬼”，即或真是，他有权不顾事实和逻辑、任意驱遣历史人物，尤其是被大众尊之为“民族魂”的伟人吗？
人们有权这样发问。
现在可以归纳一下：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、大众化、暴力革命等方面，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；而在坚持个人独立、对权力保持警惕、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，二人又相当隔膜，乃至水火难忍。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。毛利用鲁迅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，也实在难解难分。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，也可谓是个“硬骨头”，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。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，又使他不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。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独立思考。这也正是“舆论一律”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。而自由主义却主张：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，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。
但凭心而论，毛对鲁迅的似扬实抑、前扬后抑，决不仅是个人品质和个人好恶问题。它是吾邦尊崇而又利用“圣人” 文化传统的现代果实。青年毛泽东，曾称“吾人一心救世” 。其后虽畅言历史唯物论，但仍心怀难以化解的“圣人” 和“救世” 情结。所以，便借鲁迅的“圣人” 光环，掩饰自己的个人崇拜。它也折映出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中,民主与自由，个体、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; 也反映了中共既想自我完善又怕根本变革的左右两难。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看重群体，革命党也标举大众。但由无自由结社、低素质的分散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，又本能地呼唤“代表”自己的强权和奇里斯玛式领袖。而无监督、制约的“人民代表”们，又往往将救世心态、献身精神、钢铁意志与致命自负、包办代替和强迫革命相交织(如列宁所说“用鞭子把人赶进天堂”)，从而成为大众的新“老爷”。这里的矛盾、困惑和尴尬，决不仅属于毛个人，而属于我们整个民族和文化，并至今困扰、折磨着炎黄子孙。以此而论，毛罗对话具有解读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全息性，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，尽管有着酸甜苦辣的怪味而难以吞嚥。
郁达夫曾说：“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，爱戴，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但我还想指出，迷信和依赖伟人的民族，也是毫无出息的民族。鲁迅说：“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站士”。“战士”与“缺点”两方面均应重视。我的以上解读，并非全面评价毛、鲁，也无意全盘否定毛的论鲁；而只想破除伟人迷信，恢复历史真面，给予伟人所应得的尊重。因为这不仅关乎历史，也关乎现实和未来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辩。特别是毛的局限性（无产阶级也有局限），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，尤须认真清理。否则，必定重蹈覆辙。我发言中如有失当，决非有意厚诬前贤，并欢迎一切有理有据的批评。但我将坚决捍卫我的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权利，这对我个人和民族而言，都如生命般宝贵。知识分子也可能讲错话，却决不可讲假话。为了民族和大众，驱除奴性，评判、监督权力，是最主要的鲁迅精神，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遗产。对此，我们如有退缩，就是背叛。
以为“事不关己”的人们，自然可以“高高挂起”。但且不说对民族兴亡的义务，政治也不会因你的逃离而不予光顾。谁也休想超然事外，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也许只有那些从毛的错误中获取了既得利益的人，才反感并压制这种清理和批评罢？有什么样的群众，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只有民众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，才是民主制度的最可靠保证。世上没有救世主，只有自己救自己。因此，政治批判、社会批判应当引向自我批判，落脚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。自然，最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，理应为国民作出表率。此文实也是笔者的自我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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